最近，合村并居、高考被顶替等新闻事件，将山东推向风口浪尖。大众对山东公共事务的关注也逐步蔓延对山东经济失速的讨论上。

事实上，尽管山东依旧是全国经济第三大省，近两年，社会上时常有山东经济失速的讨论，如“山东会不会沦为第二个东北”等等。

究其根本是因为，过去10年，山东与第一、第二经济强省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其身后浙江的发展势头很猛，在外发展的山东人急了。山东政府也没闲着，一波又一波的南下考察，一次又一次的全省干部电视电话会议，试图寻找山东未来的新方向。

失去过往高速发展的10年，这次，山东能行吗？

1

山东“失去的10年”

2018年2月，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刘家义自曝“家丑”，让山东失去的10年浮出水面。

一直以来，山东都是中国的经济大省，长期占据中国经济总量第三的位置，近年来，更是成为北方经济的实力担当，但据刘家义自曝，山东的落后是有据可循的，如山东大数据、信息产业不如贵州、杭州；高新技术产业不如江苏、浙江，甚至不如河南；郑州已获评国家中心城市，正在建立国家自主示范区，而山东依旧没有国家中心城市等等，让山东经济失速成为显性问题。

经济失速最直观的反应是GDP的变化。据wind数据，记者梳理1952年至2019年，广东、江苏、山东三省GDP发现，数据变化清晰地勾勒出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三省之间的发展格局都有微妙的变化。

其一，1952年到1978年期间，前10年，三省的经济体量在100亿以内，直到1978年，也没能突破200亿，这个阶段，山东3次登上全国经济第一的宝座，17次都是老二的位置。

改革开放到1992年南巡谈话之前，山东在三省间的地位依旧没变，4次第一， 8次依旧是老二，也就是说，从1952年到1992年的40年里，山东80%的时间里都位列全国第一、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广东在1990年，一举成为全国第一，从此一直保持到现在。

第三个阶段，从1993年到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此时苏南模式作用凸显，江苏开始紧随广东之后，稳坐老二的位置，此时，三省的经济体量均达到3万亿规模，经济大省的气质初显。

这15年里，山东只有3年超越了江苏，其余时间都只能在位居第三。

显然，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来。从2009年至2019年，山东的经济就这样固定在第三的位置，与广东和江苏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远，以江苏为例，山东和江苏的差距从2009年的560亿，扩大到2019年的2.8万亿（相当于一个深圳的体量），差距扩大51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山东失速的十年。

200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场经济危机后不仅有4万亿计划，还有各省对产业转型的决心，如广东实施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战略”；江苏实施产业高端发展、信息化引领等六大行动。这些经济大省的产业转型举措折射出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变，从过往依靠资源拉动的粗放式发展到后来的依靠技术和交通驱动的集约式发展，在这期间，山东的产业转型明显慢了半拍。

另一个背景也不容忽视，即随着经济动能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中心从资源集中的北方，转向了有着港口和技术优势的南方沿海地区。

人口流动趋势是对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直观反映。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山东都是净流出，流出人口总数达80万。而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2019年人口净流入55.4万。

放眼全国，凭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优势，浙江近年的发展很亮眼，对山东带来的追赶压力不容小觑。

2

经济结构与营商环境

再次将时间拨回到2009年，其实，当年，广东、江苏、山东的经济体量都在3万亿到4万亿之间，可以说是在同一起跑线。差距在接下来的10年里被拉大，山东几乎每年维持着5000亿元的增量，甚至在2019年GDP还被挤水分。此时，江苏以每年约7000亿的规模在循序增长，实现了从3.45万亿到9.96万亿的跨域，而广东更是率先突破了10万亿。

各省GDP的对比并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是经济综合发展的体现，核心的自然是产业发展。不妨逆向思考，从山东产业发展现状来追溯过往10年山东迷失的原因。

第四次经济普查是一个较好的参照，以江苏和山东的情况为例。

先来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数字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区域内未来产业发展的潜力。

截至2018年末（以下数据均以此为时间点），山东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6420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7.7%。而江苏此类法人拥有10837个，占比达到23.4%。

与此同时，同为制造业大省，在谋求向制造业强省转变时，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山东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为1979个，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5.7%，江苏此类企业法人单位是山东的2倍多，占比高出山东整整5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发展缓慢，背后原因是创新研发投入不足。2018年，山东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即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17.0%，而江苏则要高出8个百分点。

对比区域间产业发展，就绕不开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产业和服务业之王的金融业。据wind数据，2013年至2018年，两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营业收入的差距扩大了2倍，其中，2018年末，山东“互联网和其他服务”的营业收入为175亿元，而江苏“互联网和其他服务”1225亿元，是山东的7倍多，显然，放眼全国，江苏的此项指标并不是最亮眼的，隔壁浙江此项收入达到4729亿元，广东为2819亿元。

与山东相比，江苏的金融业发展少而精，如江苏金融法人比山东多1000个，但从业人员约为山东的一半，但2018年金融企业法人的营业收入比山东多2000多亿。

山东较大的国有企业规模一直饱受外界的诟病，规模有多大？数据显示，2018年末，在内资的工业法人中，山东国企有1000个，而江苏的国有企业为431个。另一份来自wind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以来，至2017年，江苏国企数量减少了1750个，同期，山东只减少了516个，2017年末，山东存有的国企数量比江苏多3成。

国企数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2018年末，山东工业的私营企业28.4万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比重为88.9%。，而江苏的工业私营企业47.4万个，占91.3%。

一直以来，山东都是北方的资源大省，论资源禀赋，和广东、江苏比，也算是各有千秋，不应会造成如此大的差距，但从上述分析的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互联网和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国企规模等指标来看，却有不小差距。

这些指标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际上都和营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山东过去十年失速的症结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优惠政策或税收减免，更强调政府提升服务，从技术研发投入、公共服务改善甚至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产业生态圈的打造等方面入手，为企业提供有吸引力、更具成本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软环境。

比如说广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营商环境的打造，已经完成从营商环境1.0版本到3.0版本的迭代，近三年，广东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每年GDP增量还能高于前些年，不能不说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没有关系。

3

新引擎在哪？

找出症结后，山东的问题就是对症下药和寻找新的引擎了。

4月底，一份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显示，山东的营商环境排名第9，位列安徽之后，优于河南、贵州、海南等省份。

如何改善？转变观念或许应该走在前面，改变对营商环境和政府职能的认知，增强政府的服务职能，打造健康优良的营商环境，当然，营商环境最终要转化成产业发展成果，当务之急就是要政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构建新型产业生态链，培育一批知名的新兴产业，这既是对症下药，也是打造产业新引擎的标配。

同时，放眼全国来看山东的发展困境，莫过于山东在区域竞争中，优势不够明显，不仅表现在山东北边有京津冀城市群、南边有长三角城市群、西侧有中原城市圈的竞争格局中，山东向心力不够，也体现当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时，山东还没有可以承担中心引领的城市。

此时，打破均衡思维定势，发挥济青双子星各自的比较优势，同时加强双子星之间的协调发展，提升对济青对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协调发展不应仅局限在济青双子星之间，各地级市的协调发展也该提速了，这意味着省内交通的互联互通需摆在首位。要知道即便被挤水分，2019年山东仍有12个地级市进入全国GDP百强城市，说明各地级市的经济底子并不差，如果能实现互补性发展，或将激发一轮新发展。

无论是产业新引擎还是中心城市的引领，都离不开人才的力量。今年6月初，济南和青岛相继发布人口落户或人才新政，显然已经错过了全国抢人大战的高潮，且近三年山东人口一直是净流出，山东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和投入显得尤为迫切，毕竟，优质的人才集聚本身也是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他们不仅来带来聚焦效应，降低企业发展的人力成本。

后疫情时代，广东、贵州、广西 、山东等纷纷发表了都市圈计划，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战已经打响，欣慰的是，这次山东没有掉队，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希望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山东既然有自爆问题的勇气，势必也会有破釜沉舟改革的魄力，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