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已至，回首来看，2018年成为保险监管重要里程碑，银保监会正式合并，三定方案出台，期间，监管层对于保险业从严监管的信号持续释放。据记者梳理，2018年全年，银保监会，包括原保监会，面向保险行业披露47封监管函，同比增约24%，披露25封行政处罚书，各地保监局合计披露约1318张行政处罚书，同比增约4成，罚没金额超2亿。

2018年保监系统发布47张监管函，同比增23.7%

“监管方面要有新作为，坚持治标和治本两手抓，两手硬，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急性病的问题与风险”；“坚持严监管强监管深监管，注重预防，强化惩戒，扎实推进整治市场乱象各项工作，继续加大对保险销售误导行为的治理力度”……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保险业监管的态度从未松懈，除了屡次公开明确态度外，监管也落在实处。一方面，是政策规范逐步完善，2018年以来，监管系统共发布5份部门规章文件，以及2份规范性文件。例如，为了规范保险中介市场的运作和管理，出台《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和《保险公估人监管规定》；为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制定《反保险欺诈指引》；为加强商业车险产品费率监管，发布《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等文件。

另一方面，则是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记者梳理2018年银保监会、各地保监局开出的监管函和行政处罚书，通过处罚规模探查2018年监管动向。

首先，从银保监会动作来看，2018年，银保监会，包括原保监会，面向保险机构下发监管函至73号，目前在银保监会网站披露的监管函共有47封，与2017年披露的38封监管函相比，同比增幅达到23.7%。

从处罚原因来看，监管重点涵盖产品、销售渠道、以及资金运用等多环节。2018年2月13日，原保监会发布19封监管函，对在财险公司产品抽查中发现的包括保险责任不清晰或存在歧义、条款规定与保险法相违背、产品属性分类不当等问题进行处罚，19家险企被责令自查、整改外，其中10家险企被要求停止使用问题产品，且三个月内禁止备案新的保险条款与费率。

销售渠道仍是监管重点，2018年，安盛天平、渤海财险等13家险企因在电销、网销渠道存在违规行为收到监管函。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保险销售平台的快速搭建，疏漏逐渐暴露，如泰康在线经营的“大病无忧宝”保险产品在支付宝平台的宣传内容，存在与备案不一致的现象。银保监会对于险资运用的监管动作也并未放松，2018年，共有8家保险机构因资金运用违规被责令整改。

地方保监局开出约1300张处罚书，罚款金额逾2亿

”2018年，由于银保监会合并及经济下滑影响，总体监管环境驱严”，保险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道，“全年除保险中介公司审批20余家外，主体公司无一获批，各省主体公司除外资及财险外，内资寿险分公司批筹或开业也基本停滞，监管层对于已存保险机构的检查力度及处罚力度加大”。

除监管函外，监管系统发布的行政处罚书，则可更加直观的通过罚没金额观测监管趋势。

2018年，原保监会共开出24张行政处罚书，集中披露于第一季度，其中人保财险领走5张，太平财险、平安财险等5家险企各领走2张。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收到行政处罚书的险企中，除交银康联人寿、长城人寿与农银人寿为寿险公司外，其余均为财险公司，处罚原因主要因在商车险业务中给予回扣、编制提供虚假材料。此外，银保监会合并后在10月开出2018年唯一一张行政处罚书，针对于新华保险欺骗投保人、编制提供虚假材料等违规行为，对其处以110万元罚款，相关负责人罚款117万元，为年内银保监会发布的单笔罚款金额最高处罚书。

整体来看，2018年保监系统共出具25张行政处罚书，与2017年原保监会出具的51张的数量相比，有约5成缩减，罚款金额为1718万元，同比出现约8成减幅。

各地保监局的监管动作则持续加强，据记者梳理，2018年，各保监局共计开出约1318张行政处罚书，与2017年928张的数额相比，同比增长约42.03%，监管力度明显加强。从罚款额度来看，各保监局合计罚款金额超2亿，与上年相比，增幅近3成。

分地区来看，广东、江苏与福建保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书数量排在前列，其中，广东保监局在2018年共发布111封行政处罚书，其中多张涉及保险代理公司未按规定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江苏保监局紧随其后，开出109张行政处罚书，涉及人保财险、平安财险等多家险企。处罚书数量排在前列的广东、江苏也是2018年保费收入排在前列的地区。此外，福建保监局也在2018年出具98张行政处罚书。

从公司角度来看，中国人保(601319.SH)收到的行政处罚书依然排在行业首位，在2018年共计收到约152张，其中，市占率稳居财险市场首位的人保财险，收到超百张处罚书，除车险业务仍存不合规行为外，农险业务也暴露问题，如江苏保监局对人保财险淮安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因涉及未按照报备费率承保养殖保险，不同赔案的标的信息一致等问题；中国平安则在2018年收到约91张地方行政处罚书，涉及问题包括虚列费用、给予投保人额外利益等。

不同保险机构各有烦恼，保险中介监管力度大增

通过梳理2018年保监系统行政处罚书，不难发现2018年各保险机构频现的运营疏漏，以及监管部门的关注重点。从被罚机构占比情况来看，财险公司排在首位，共收到481张行政处罚书；2018年，监管部门加强对于保险中介的监管力度，共计下发467张行政处罚书，较2017年约152封相比，同比增约2倍；寿险公司涉及处罚相对较少，为291封；此外，银行、汽车服务公司等因涉及保险业务违规销售行为，也揽走约6%处罚书。

根据保险机构分类不同，监管重点也各有侧重。分别来看，2018年，财险公司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虚列费用、编制虚假报告、承诺给予投保人合同外利益等。而财险公司常见的违规行为，或主要与目前车险市场竞争加剧有关。

“二次商车费改后，不乏险企在销售环节加大投入，增加手续费与佣金以获取渠道支持，进而抢滩市场，一定程度上造成恶性竞争；也有险企通过调低费用率或调高赔付率以迎合监管要求”，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称。

非车业务方面，记者注意到，伴随着农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违规问题也逐渐暴露。举例来说，中华联合财险因3家分支机构均存农险承保、理赔档案不完整、不真实问题，收到广东保监局行政处罚书；人保财险则因承保分户清单或土地流转清单不真实被处罚。

寿险公司方面，2017年末，原保监会发文表示，将组织开展人身保险“治乱打非”专项运动，治理人身保险销售、渠道、产品、非法经营等市场乱象。2018年，处罚纷至沓来，被罚的高频违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费率未按照备案费率；欺骗或隐瞒投保人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等。

此外，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被加大监管力度的保险中介机构，据保险中介业内人士介绍，对于保险中介机构监管主要包括三个出发点，一是销售运作是否合规。举例来说，2018年7月，云南保监局向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行政处罚书，指出其存在散布虚假事实、私印招聘材料并发放等扰乱保险市场秩序行为。

“二是看人员配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聘任不符合资质的销售人员；三是看机构架构情况，是否未经许可开设分支机构等”，上述业内人士分析道。

“随着银保监会挂牌及地市分局逐步到位，2019年，从监管环境来说，原保监遗留的机构问题可能会陆续完善，国有或外资公司批筹应该能开闸”，业内人士向记者预估道，“基于此，检查及处罚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各地市及县域监管力度也会相应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