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贸易摩擦风险上升，美国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将中美贸易不平衡视为重要原因。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看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根源在美国。

林毅夫1月29日在 “中美贸易战的风险、后果与应对”论坛上表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对世界的贸易逆差开始逐步扩大，1985年起中国也出现6000万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到2016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470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比重从0.3%上升到44%。

“美国贸易逆差是其自身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林毅夫认为，这些因素包括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货币供应增加、金融自由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等，这不仅推动了美国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大众普遍超前消费，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必然导致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产品。

而东亚地区和美国基本是互补的。美国收入水平高，产业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东亚生产的则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美国有比较优势，为美国提供大量消费品。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先发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间逐渐转移。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中国从日本、亚洲四小龙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中间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从国际产业链分工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的反映。

“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是比较优势和全球贸易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林毅夫称，整个东亚地区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是在下降的，而且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些产业正在向工资水平低的东南亚地区转移，未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将会减少。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选举中层提出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收取45%的关税。在林毅夫看来，即使如此，劳动密集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回流美国的可能性也较低。结果将是，或者美国继续从中国进口相关消费品，但美国消费者要增加45%的成本；或者美国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进口相关消费品，价格仍然会上涨，同样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尽管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有升温之势，林毅夫认为，美国部分官员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但真正采取措施时，很可能对进口量小的个别产品实施关税政策。

他称，中国不必过度反应，如果美国对中国施以太多关税政策，中国也可以象征性地做一些动作，“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大豆、玉米、计算机芯片等，而美国要从中国进口几万项产品，美国受到的伤害更大”。他强调，对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本来就需要改的地方，应顺势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