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起，中国政府再次强调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迄今为止，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较多依靠行政手段，如前段时期通过北京市通过政府行政力量清理外来人口，引起社会较大分歧与争议。上海社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建议，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应该更多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力量来引导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

“简单地用行政力量控制人口，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近日，他在由复旦大学主办的“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上说，“这样做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加剧社会不公和冲突”。

左学金表示，简单地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人口流动与人口规模不是新思路，而或多或少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目前一些特大城市通过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集中拆除违章建筑等方法，来压缩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人口进城要申报临时户口，人口迁移受到严格限制，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左学金表示，特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行政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是指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积聚经济效应吸引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特大城市的积聚；行政的力量是指政府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在特大城市。例如北京，除中央政府机关外，金融、能源、电信等行业的大型央企的总部一般都设在首都。当然，在这些企业就业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为这些企业直接服务的相关单位与就业人员都会居住在北京。

此外，中国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大都高度积聚于特大城市，而且特大城市的户籍意味着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对于其他地区的人口构成强烈的吸引力。左学金将这种福祉的落差类比为上下游水位存在巨大的落差，需要通过一个大坝来维持落差和避免水患。特大城市与其他地区福祉的落差越大，水坝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左学金认为，如果真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就需要有效地限制在特大城市的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与大型公共项目投资。举例而言，韩国为了控制首都圈人口规模，将首都圈划分为严格限制投资的红色区域（主要是首尔的中心区域）、鼓励投资的黄色区域（主要是外围区域）、以及保留生态空间的绿色区域。这就是说，韩国是通过控制对首都圈地区的投资来影响首都圈地区的人口，而不是直接控制首都圈的人口。当然，韩国内部对控制首都圈人口规模的政策也有不同的看法。

左学金表示，过去中国举办的大型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等，一般会考虑放在一线城市，自然会吸引人口和其他资源向特大城市流动。今后举办国家级大型活动（如冬奥会）可考虑放在特大城市以外举办，一方面可以减轻特大城市的人口拥堵，更可以推动其他城市或地区的发展。

他提醒说，一般来说，特大城市更愿意限制人口而不愿意限制投资。但是，就业与投资具有内在联系而言，如果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就要下决心控制特大城市的投资，否则就会出现两类政策相互矛盾的情况。

左学金表示，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地区之间福祉差距过大的问题，应当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让中央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金筹集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中共十九大要求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就需要中央政府发挥更大作用。而在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可由中央与省、地政府共同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