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想到‘金砖国家’这个词，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金砖国家”一词的提出者奥尼尔（Jim O’Neill）最近表示，当时他意识到在恐怖和遗憾之外，911还传达了更深层次的信息，那就是全球化变得过于美国化了，全球治理要可持续，或许需要变得更加多样化。

2001年，时任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尼尔在题为《搭建更好的全球经济之砖》的文章中，首次提出金砖国家（BRICs）一词。“此后的事就是历史了。”奥尼尔坦言。

“金砖国家”一词提出16年、金砖集团成立8年后，9月3日-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中国厦门举行。当年奥尼尔发明的投资概念，如今已成为国际治理领域的时髦词汇。

奥尼尔从高盛退休后，曾转战英国财政部，任商务国务大臣，不过随着英国公投脱欧、卡梅伦政府谢幕，他也不得不退出政坛，但“金砖国家”一词已注定载入史册。

近日多场关于金砖峰会的讨论中，奥尼尔或高盛被反复提及。金砖集团的前景令人期待，当然也不乏争议。作为金砖国家的提出者，奥尼尔对金砖国家现状和金砖集团前路怎么看？

金砖国家褪色了吗？

记者：当年为何选择了这四个国家作为金砖国家？

奥尼尔：2001年启发我的一大因素是中国的崛起。1990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十几年的观察包括中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让我深信中国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都同意，一国长期经济潜力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按此标准，印度的快速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巴西是南美第一人口大国，俄罗斯至少在苏联刚解体后的那些年也显得潜力无限，虽然现在看来有些遥远了。

记者：16年后，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情况如何？

奥尼尔：印度情况相对不错。近年的增长与我最初对其预测相吻合。未来5到25年内，印度经济增速理论上会快于中国，因为其人口结构十分有利，而且开始做一些结构性改革，减少腐败和过度官僚化倾向。

记者：过去两年印度确实看起来表现不错，但是近期的经济数据和一些民粹主义式的发展是否让人担心？

奥尼尔：我对印度一直存在担心。从很多方面来看，印度都是金砖五国中最难看清的国家。我并不太担心民粹主义趋势，而是担心其私人部门投资不能真正加速，也无法有效解决其国有部门的问题。

不过，对印度前景的负面看法很容易过于悲观。毕竟巨大的人口红利意味着印度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多年并不困难，而且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中国约20年，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潜力。

记者：怎么看俄罗斯和巴西？

奥尼尔：俄罗斯和巴西都依然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荷兰病”，即两国都太过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结构性改革止步不前。

这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时，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表现特别好，一旦价格回落，情况就变得异常糟糕。两国需要努力走出这样的周期循环，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不乏成功例子，比如澳大利亚和挪威，印尼近来也表现出一定的成功。

不过，考虑到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波动天然较大，人们对两国经济的看法要么太乐观，要么太悲观，尤其是对巴西。巴西金融市场表现处于全球最好之列已近一年，这暗示着巴西经济将要复苏。

记者：南非呢？经济状况同样不理想？

奥尼尔：我总是不得不提醒别人，当年并未将南非纳入“金砖国家”之列，这可能会惹恼南非的政策制定者。南非人口规模较小，生产率水平也不高，过去十年间，中国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量就相当于南非经济体的规模，两国经济规模相差近40倍。其他几个新兴市场国家都比南非更符合“金砖国家”的经济标准。

当然，南非成为“金砖集团”这个政治俱乐部的一员，我毫无异议，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其在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主动发挥的作用。

记者：如果巴西、俄罗斯不佳的政经形势继续更长一段时间，你对金砖国家经济总量会在2040年前超过G7的预测会落空吗？

奥尼尔：南非经济规模小，对金砖国家体量影响不大。如果巴西和俄罗斯在2020年前未能扭转过去五年的糟糕表现， 203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超过G7的预测确实有可能落空。

不过，金砖国家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增速，其次是印度增速。中国经济规模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加起来都大，是排第二位的印度的4倍。尽管印度有望在2020年前增速快于中国，但中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增量相当于目前印度的经济规模。

退一步说，金砖国家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欧盟。这是因为巴西和俄罗斯的表现并不比很多陷入危机的欧盟国家差，而且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是2007年的3倍。

金砖政治俱乐部的挑战

记者：金砖国家在经贸和国际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挑战是否更多在政治、外交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奥尼尔：金砖国家合作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印。政治和外交关系妨碍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化，在中印之间得到充分体现，他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在争端中，而非谋求合作。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对金砖集团前景和合作议程也异常关键。

记者：能否像中美之间一样，经贸关系成为金砖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

奥尼尔：没有主动、足够的努力，金砖国家并不一定能做到这点。对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的经贸伙伴，且中国是净储蓄国、美国是净债务国。

金砖国家之间则并非天然的伙伴。中国和印度同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然中国同时也是大型出口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则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

这或许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金砖国家需要努力让金砖集团迈过仅仅具有象征性意义的阶段。我常常禁不住想，金砖国家不少人喜欢这一概念，仅仅是因为它不包含美国。

金砖合作如何提升有效性

记者：今年金砖峰会的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你认为伙伴关系需要深化吗？

奥尼尔：金砖集团每年都有不少领导人和部长层面的会议，但是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多少证据显示，金砖国家联手做了一些真正展现金砖集团作为一个政治俱乐部有效性的事情。

有时候人们会将金砖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当做金砖集团有效性的标志，但是明眼人都明白，哪怕没有金砖集团，这些国家也会获得这样的增长和份额，尤其是考虑到份额是由中国主导的。

要更好地证明金砖集团存在的意义，金砖国家应该找到利益交集和凭借其努力可以取得较显著效果的合作议题，并联手推动该问题的解决。

一个领域是全球公共卫生，尤其是对抗生素耐药性（AMR）和肺结核问题的应对。受英国政府委托，我花了近两年时间独立开展了全球抗生素耐药性评估，结果显示，各国政府若不作为，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有10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很多来自于金砖国家，三分之一来自与肺结核相关的耐药性。

记者：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之外，有没有其它影响更大或更具全局性的合作领域？

奥尼尔：我想不到比全球公共卫生更重要且现实的合作领域。全球最有声望的专家表示，抗生素耐药性很可能是全球未来20年的头号挑战。

每个金砖国家在肺结核领域都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印度、南非和俄罗斯，巴西和中国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小。中国抗生素用量约占世界的一半，若没有找到解决之策，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每年因此过早死亡人数将分别达到100万人。

若是如此，金砖五国也就无从实现金砖国家2037年经济规模大于G7的预测。

另一重要且显示的合作领域是气候变化治理，这既要靠中国和印度扮演重要角色，也需要一些金砖国家转变思维，主动作为。

经贸领域，出口产品竞争力及内需增长决定了进出口规模。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德国处于欧盟自贸区中，但2016年其最大贸易伙伴却是中国。金砖国家能否做大相互间的贸易，取决于是否能生产出各自最需要的东西。五国中，中印之间潜力最大。

记者：公共卫生领域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取得哪些进展？未来如何深化？

奥尼尔： 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公报中简短提及着手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今年7月的G20汉堡峰会公报更深入地谈到该问题。据我了解，南非政府在这中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仅凭南非的这一努力，其被纳入金砖集团就是理所应当的。

一个可以马上实现的举措是，金砖领导人可以鼓励新开发银行（即金砖银行）放贷或投资于治疗肺结核亟需的新药试验。这会让金砖国家经济规模赶超G7更有希望。

金砖集团目标与中国角色

记者：在国际治理方面，许多人也会很自然地将金砖集团和G7比较，你怎么看？

奥尼尔：我不认为G7是金砖集团在国际治理方面应该瞄准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G7帮助发达工业国达成“广场协定”这一重大政策协调，展现了其价值。但今天的G7还做什么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取代了G7的角色。

当然，G7国家政体类似，更重要的是人均收入水平大体接近，金砖国家并非如此，因此要达成类似“广场协定”那样的重大政策协调比较难。金砖国家最重要的是找到并践行自己的使命任务。

记者：对中国来说，要继续推动金砖集团前行，更具有效性的关键是什么？

奥尼尔：这仍然更多在于中国能否在巨大挑战下，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提升实力。另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是，中国通常表现得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么强硬（assertive），意识到国际合作会对国内目标带来的间接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对外有野心。当然，现实有可能比能看到的更为复杂，但我不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