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编制改革被视为高校去“行政化”的第一步，一直备受瞩目。教育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探索实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对人员总量实行“动态调整”，且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可享有“相应待遇和保障”。

“试点高校纳入总量的人员可以享受同等待遇，这有助于破除进人的刚性编制约束。”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告诉记者，此举有助于消除优秀编外人员“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上述《意见》中还提出，以“高校人员总量管理”的方法可以为改革现行编制管理方式提供“政策依据”和“改革通道”。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解释，“总量控制”相当于由中央部门拿出一部分“公共编制”，实行动态管理，“不针对具体院校，各高校都可以申请，依据不同学校新增人员的质量和需求情况给予增加相应的编制数量”。

张端鸿指出，对于纳入总量管理的人员应该有所区分。总量控制的人员应该包含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性的服务人员，而总量外的则应由替代性较强的灵活用工人员构成。

“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是高校完全放开编制的一个过渡办法，周光礼表示，之前并没有“总量”的说法，只是各个学校各自拥有编制。

此前，中国已有多所高校发文试行“总量控制”的方案。山东省在2016年印发的《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在高校实行“人员控制总量备案制”，允许高校根据“办学定位、类型特点、学生数”等自主确定人员控制总量并向相关部门报备。同年，安徽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创新高校用人机制，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也提出建立高校编制“周转池制度”，规定“高校后勤”和“教辅岗位”逐步退出编制管理。

高校长年“超编运行”，难引人才

据周光礼介绍，现行的中国高校学校编制数量基本还是沿用1985年规定的数量，“尽管学生增加了数十倍，但是编制数在三十多年间没有太大改变”。

1985年，国家教委（教育部前身）在《普通高校人员编制的试行办法》中，首次将中国公办高校的校（院）本部、专职科研人员、实验实习工厂、直属单位四个部分列入编制范围，并以学校分类、在校学生人数为标准和依据制订“师生比”，此后，中国高校的列编范围、编制标准均在此文件的基础上修订执行。

梳理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发现，1985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和教师人数分别约为170万人和34万人，师生比只有1:5左右，但是到2015年时，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已近2625万人，专任教师约157万人，师生比高达1:16.7。

编制需求的人数已远超过编制现有的数量，这将会严重影响“学者的发展”。周光礼透露，北京高校中除了北大、清华等少数几个学校外，其他学校几乎都是“超编运行”，“你如果要争一个想要的人才，没有编制他怎么会来呢？”

张端鸿也表示，现在高校编制紧缺，但是却有大量替代性较强的人员充斥在编内，不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处在编外，无法享受编内的“同等待遇”。这些问题不利于构建良性的人员管理体系，也制约了高校的“良性发展”。

取消事业编制或成未来大势

“从长远来看，高校肯定要取消事业编制。”周光礼表示，这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中央部门不断释放“取消事业编制”的政策信号。2015年5月，北京市发布的《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对现有高等学校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并对现有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次年，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人社部第二季度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表示，“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公开撰文指出，在编制管理制度下，薪酬福利差异并不遵循“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而是基于单位“行政级别”和“编制内外身份”的差异。

朱恒鹏表示，只有把专业人才从事业单位编制身份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消除编制身份”对那些既有能力又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士“流动的束缚”，才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专业人才的创新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