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十傍晚，按中国传统年俗，春节还没过完，天气还很冷。但此时，在北京协和医院（东院区）的挂号大厅外，已有近百人排上了长长的队。

“看，前面那都是‘号贩子’！都是他们占了我们排队的地方！” 队伍里，一个裹着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子小声嘀咕道。说着，年轻女子给身旁同伴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看向队伍前方。

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有三四十人，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患者”；但仔细端详，他们又与队伍后半段的排队者有些不同。这三四十人，大多坐在小马扎上，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嗑瓜子边聊天；有的斜倚着墙，两手随意搭于胸前，不时地往保安站的地方瞟几眼。

凡是连续几天在协和医院排队挂号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协和医院的熟面孔。和普通患者一样，挂上号，是他们排队的主要目的。只是，患者挂号是为了让自己看病，他们挂号是为了让陌生人看病。当一个14元的专家号从他们手中转出去，价码就有可能翻到300元、500元、1500元，甚至3000元以上。

协和医院是国家卫计委直属的顶级三甲医院，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于此，每天从全国各地来协和医院求诊的患者都有近万名。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患者都能挂上协和医院的号，那些挂不上号的患者，或者不愿花费较多精力自己挂号的患者和家属，就是“号贩子”们的潜在客人。“要号吗？专家号！”是“号贩子”们惯用的开场白。

民间把这群以卖号为生的人称为“黄牛”或“号贩子”；“号贩子”们高价卖号的行为则被称作“倒号”或“炒号”。

年节前夕，一则年轻女子在医院痛斥“黄牛”倒号的视频，戳痛了不少求诊者和家属的心，网上喧腾一时。面对汹涌民意，各级卫计主管部门也严正表态、忙不迭地推出如例全面实名制挂号、在一些医院取消门诊现场放号、取消医师手工加号、优先保证基层患者转诊挂号等措施，重申打击“黄牛”的决心。

然而，中国各地的基层医疗机构不强，长期以来阻碍着分级诊疗的落实。更何况，在大多数城市，除了特需门诊外，大医院的专家号费用，也不过几十元甚至几元钱，与基层医疗机构几乎没有差别。在所费成本几乎相同的条件下，患者当然倾向于越过社区首诊，直接到三甲医院找专家看诊。

当行政部门人为严控医疗服务价格之际，“号贩子”们则以另一种扭曲的方式，把目前被过度压低的医疗服务价格，再次投入又一轮无序、非法的竞价。

在北京等医疗资源聚集的大城市，哪里有大型三甲医院，哪里就有倒号“黄牛”的身影，这几乎已成为一种诡异的规律。

“眼睛要尖”“人要机灵”

协和医院大门左侧，有家肯德基快餐店，那里是“号贩子”们的大本营。在那里，“号贩子”们常常三五成群围坐一团，聊天、“侃客”、打牌，很少点餐。只要不是深夜，这家肯德基里总会有“号贩子”的身影。作为协和医院的资深“号贩子”之一，53岁的胡虹是这里的常客。

在“号贩子”这个行当里，招揽患者、向患者推销专家号的行为称为“侃客”，许多人一天的工作就从“侃客”开始。

2月19日下午约四点，按胡虹的说法，此刻正是“号贩子”“干活的时候”。但在协和医院的挂号大厅外，罕见地没人排队，医院门口也只有一两个“号贩子”在“侃客”，其余“号贩子”大多早早收工，只有少数人像胡虹一样，还在肯德基里等待机会。

“今天抓得严，大家都不敢出来。”胡虹压低声音说道。胡虹坦言，做“号贩子”“眼睛一定要尖，人要机灵”，“不能什么客都侃”，“看着有些人眼神不对劲儿的，那八成是警察和记者。”

胡虹26岁的时候，丈夫就在黑龙江鸡西的一次煤矿事故中去世，留下了8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大约十年前，胡虹来到北京，她的主要目的，是给考上北京某知名高校的儿子陪读。

在北京，胡虹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医院发报纸，一个月能挣3000元，直到有一次，她陪儿子去协和医院看病，发现卖号能挣得钱更多，便转了行。等儿子大学毕业找到北京的工作后，她便也一起留了下来。母子俩在去年10月还买了一套位于河北燕郊的房子，90万元的房款一次性全部付清。

现在，胡虹还有5个亲戚也在“倒号”。但除了她妹妹，胡虹和其他亲戚“没什么利益关系”。据胡虹介绍，“号贩子”们经常“亲戚带亲戚”，一个人“拉着七大姑八大姨一起的，到处都是”。

胡虹和她妹妹的分工很简单，一个人排队挂号，另一个人“侃客”，或者一个人今天来，另一个人明天来，“倒号”的收入两人平分。遇上管得严的时候，胡虹就请其他医院的“号贩子”转战帮忙，避免被保安认出。“北京那么多三甲医院，没有一家我不认识人的。”胡虹表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胡虹和许多“号贩子”一样，也必须在技术上与时俱进。目前，协和医院的挂号方式早已不局限于窗口挂号，医院还提供了拨打114专线、网上登录北京市预约挂号平台、或在手机下载协和医院预约挂号客户端等多种预约挂号的方式。一如官方期待，这增加了“号贩子”的抢号难度，但他们并非毫无办法。

“我们在网上，一个号4秒就抢到了，你们能吗？”为了更快地获得号源信息，胡虹还专门下载了一个抢号插件，买了高配置的手机和抢号设备，甚至是能让人更明显感知手机震动的智能手环。这样一来，只要医院一放号、或是有人取消预约，胡虹马上就能作出反应。据一位协和医院的“号贩子”透露，买齐一套网上抢号的设备，大概“要6万块钱”。

根据协和医院的官方公告，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始，患者就可预约7日内的号源；晚上十点，医院则会放出第二天的剩余号源。但据胡虹透露，医院的各个科室放号的实际时间并非总是一致，各科室放号的规律“得自己去悟”，“我们现在都悟透了”。

胡虹的儿子今年29岁，现在已是某地产公司的中层领导，女儿也在宁波安顿下来。但胡虹不愿闲着让儿女供养。“我这个年纪没人会要，倒不如卖号，‘上班’时间自由，没事儿还可以坐肯德基聊天，除了熬夜受不住，干‘号贩子’挺好！”胡虹说道。

“我们只是专家号的搬运工”

成为“号贩子”之前，四十多岁的张勇，曾是中粮集团的焊接工。当时，他每个月拿着2500块钱的工资，除了黑龙江以外，很少去其他地方。

直到2014年，经朋友介绍，张勇挥别妻女来到北京，加入“号贩子”行列，一个月的收入大概能上升到7000元。除去900元的房租和2000元的日常花费，还能剩下不少。在张勇的价值观里，“号贩子”不偷不抢，一样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劳动赚钱，算不上什么不光彩的行当。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提到打击“号贩子”，张勇的音调就会高上几分。只上到初中的他，并不是完全能说清供给、需求、市场等几个词的学术定义，但是，他很相信同行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号贩子，我们只是专家号的搬运工”。在张勇看来，有人愿意买号，就会有他们这样的人来卖号，“道理简单得很”。

每天早上六点，张勇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简单洗漱后，骑着电瓶车从磁器口来到协和医院。顺利的话，整个路程只要十几分钟。

在协和医院众多的号贩子中，张勇虽然资历尚浅，但他已经非常熟悉协和医院的整套挂号流程。

每天下午两三点或更早一些，就会有“号贩子”开始在协和医院的挂号大厅外排队，等着抢夺第二天的剩余号源。傍晚六点钟，保安把所有排队的人放进挂号大厅，每五人一横排接着排队，直到晚上十点，医院开始放号。

在等待放号的4个小时里，很多不熟悉情况的普通患者会一直等在原地，怕位置被别人抢掉，但像张勇这样的“号贩子”不怕。一旦保安整好队伍，张勇就又回到协和医院门口继续“侃客”，等接近晚上十点了再回来。

如果医院管得不严，张勇还会在挂号大厅内“侃客”，只是这么做很可能被保安盯上。根据张勇的经验，“侃客”不能作为“倒号”的依据，只有当“‘客人’拿出就医卡的时候，保安就把我们摁住了”。

在协和医院待久了，医院里的保安，张勇全都认得。每当有保安走过来，或者给他打个手势，他就会识趣地走开。“有时候正侃着客呢，保安就来撵我们。撵我们，我们就走呗，也不跟他吵。”张勇表示。

口碑，是重要生产力

和张勇、胡虹相比，沈原的年纪不大，但堪称号贩子当中的“元老”。

沈原家在河北，有14年的“倒号”经验，至今单身。在沈原过往35年的人生里，他当过保安、倒过发票、卖过血，还进过两次监狱。有一次，他偷东西被抓住，判了一年半；还有一次，他和别的“号贩子”打架，折了人家一条腿，“蹲了八个月”。

刚做“号贩子”的时候，沈原辗转去过北京的许多家三甲医院，但最后，还是把根据地定在了协和医院。

俗话说，行有行规，“号贩子”这行也有一套规矩。比如，“一手交号，一手交钱”，患者看不到号不给钱；再比如，“号贩子”们也看重口碑。患者买号的“体验”好，才会给“号贩子”再介绍其他客人。

口碑，正是沈原选择长期驻扎在协和医院的原因。沈原称，“同仁(医院)、宣武(医院)只是个别科室强，有些患者觉得还不如当地医院看得好”，但是协和医院的号源质量稳定，很少出现患者不满意的情况。

沈原回忆称，有一次，一名外地患者找到他，说自己被家乡医院诊断为“只有3天可活”，于是想让协和医院的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当时，沈原和这名患者商议的价格是500元。但最后，对方给了他1000元，还给他送了两箱进口红酒。

“他看完以后才知道是误诊，那叫一个高兴啊。”沈原表示，当“号贩子”的这些年里，经常有患者看完病后，对他“千恩万谢”，临走时还请他吃饭，送他很多东西。这让他有一些满足感。

除了和患者打交道，沈原自承，为了“倒号”，他还要和其他“号贩子”交朋友，和保安、便衣警察们“斗智斗勇”。至于找医生手工加号难不难？沈原说，那得看运气。“有的大夫求一求就给加，有的大夫不给加”，“大夫们都有正经职业，看不上我们这些‘号贩子’，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2005年，是沈原“倒号”的第三年。据沈原介绍，那时“号贩子”们能找的熟人还很多，“医生、保安都有”，运气好的时候“晃悠两小时能挣5000块”。可是，之后几年里各家医院的管理逐渐趋严，开放给一般民众挂号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找保安也没用”，“号贩子”们挣钱愈发不易。

在协和医院，“号贩子”们干得久了，他们辨认便衣警察自有一套方法。有的是看面孔是否熟悉，有的听对方口音。“说北京话的那很有可能就是警察，患者好多都是外地来的”，一名“号贩子”向另一名“号贩子”如此描述她的经验。

沈原做了14年号贩子，也很清楚如何与保安、警察周旋。据沈原透露，协和医院的保安每个月工资只有2700块，“没人愿意认真对付‘号贩子’”。他还知道，近几年协和医院的保安换了七八批，上一批保安干了一年半，现在的这一批保安春节前不久才刚上岗。不能贸然顶撞“新来的”，沈原说。

但即便如此，沈原称，他还是常和保安或其他号贩子打架，并因此被保安和警察盯上，甚至还挨过揍。“旁边那个小屋子看到没有？我是那儿的常客，进去过十几回，一蹲就是好几小时”。沈原指着协和医院大门口的建国门派出所警务巡逻站说。

春节前后，国家卫计委及多地卫生主管部门屡次高调宣称，要严厉打击“号贩子”，但沈原说自己并不害怕。“号贩子”们普遍认为，警察的确会拘留一些人，但是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放出来。

沈原表示，协和医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病，他“不可能放着钱不赚”。张勇则声称，只要有患者愿意买号，政府根本“打击不完（号贩子）”，“什么时候入刑了，我就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