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白雪覆盖的瑞士小镇达沃斯迎来年度最大的盛会。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极度自动化和互联互通为特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瑞银最新发布的白皮书中，被认为是发达经济体迎头赶上、重新恢复竞争力的机会。由于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人才储备、基础设施以及法治体系上的长期积累，以及包括中国经济放缓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乏力，全球经济的格局正朝着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在瑞银根据第四次工业革命指标编撰的国别竞争力报告中，排名前15的经济体无一是新兴经济体。

在全球经济板块运动之时，财新传媒携手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了主题为“中国商业环境”的专场讨论，探讨中国经济走向转折下企业层面的应对。

世界经济论坛在此次年会期间举办超过300场活动，几乎每一个会议间都被接连不断地安排了活动。财新专场位于达沃斯会议中心的阿斯彭（Aspen）厅，讨论开始前十分钟，观众已在厅外排起了长队。这时刚刚成为首位水晶奖华人女性的中国演员姚晨结束了前一场活动，从厅里走出，穿过了等待的人群。讨论开始时，厅内已满员，连后排过道处都站着观众。

中国经济及转型再次吸引全球关注。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前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中国GDP增速6.9%，25年来首次低于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19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显示，全球增长仍然疲软且不均衡，目前风险偏向新兴市场，风险主要与全球经济正在进行的调整相关，即中国经济再平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及美国逐步升息的前景。其中，中国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放缓，通过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者信心等渠道产生国际溢出效应的可能性为一大担忧。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市场通常是在“恐慌压抑症”里，从过度乐观摆向过度悲观。一年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可以实现软着陆，能保证增速在7%水平，技术官僚们不会出错；现在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政策制定者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对股市、汇市失控，增长不是7%，也不是6%，而是4%或更低，中国会出现硬着陆。“我过去几年来都认为，中国不是软着陆，也不是硬着陆，而是颠簸着陆。”他称，增速不会是7%，而是在6%多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潜在增速不会高于5%。

鲁比尼认为，当前市场对于中国过于悲观，但是中国的不乐观之处在于，决策者仍然在因为要满足政治目标而希望让增速保持在6.5%以上。 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一轮一轮的信贷支撑的投资。催生更多的坏账、不良资产和不良投资。从商业地产到基础设施、过剩产能。政府还没有足够的意愿关闭足够的过剩产能，仍然有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所以我担心，因为政治目标，人们仍然在尽最大可能维持增速的游戏里，而不是从投资驱动的经济转向消费、服务业、劳动力密集型增长驱动的经济。”

中国汽车行业是产能过剩的代表行业之一。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1 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高达600万辆,已相当于德国汽车市场规模的两倍,预计到2016年,闲置产能还将上升至900万辆。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在其研究报告中曾发出警告说,中国境内的工厂到2015年的年产能可能达到4000万辆,即便把出口因素考虑在内,这一数字也比这个市场的吸收能力高出了35%。不能充分利用的产能所消耗的成本可能损害企业利润,并削弱在中国生产汽车的优势。

广汽集团董事长张房有指出，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主要是结构性产能过剩，即有效产能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他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2015年行业平均增长4%，但有些企业有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他表示，产品受欢迎是有效产能，不受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则是无效产能，要去掉低效产能，发挥有效产能。“通过新一轮兼并重组，产能过剩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此外，僵尸企业也无效占用了资源。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认为：“市场中有很多僵尸企业，假如市场出清，早就不该存活了。由于地方政府支持和企业自我意愿，导致他们无效占用了很多金融资源。其中许多数量庞大的金融资源没有真正进入经济里面去。”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强调，政府不应给任何产业或任何人提供任何特殊政策或财政补贴，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自由、公平、法治的环境，有创新精神的人就会去折腾，他们是否能成功取决于其判断能力。政府对行业提供特殊支持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各级政府投入过多资源，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张维迎称，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企业家主要靠套利，通过发现市场不均衡而获利，这相对容易；而在“新常态”下，更需要创新的企业家，真正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消费品，这个挑战非常大。他认为，企业家在套利时，对政策敏感度不大，通常只考虑短期。但创新企业家要有长远考虑，对制度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因此除非有可预测的制度，否则不会有创新。他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成为法治国家、拥有更自由的金融市场，那么企业家转型将非常难。

股市投资

中国股市近期经历了2015年夏季股灾、2016年初的熔断机制风波，对国际市场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张维迎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最大的教训就是政府参与太多，总想用金融市场调节宏观经济。中国金融市场要健康，政府要真正退出市场参与者的角色，政府只需要制定基本规则，并且严格执行。

张懿宸表示，2016年中国股市仍不乐观，金融风险不可低估，不见得比2015年低。若要投资中国股市，他会选择主板蓝筹股。他分析，大家都知道经济很困难，投资要小心，但短期市场流动性很好，大家都希望投资有人接盘，这也是出现了2015年股灾的根源。股灾之前，媒体在采访中国人时，没有一个对经济看好，但没有一个对股市看空。但由于大家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市场一旦开始崩盘，速度也就比想象的更快。

张懿宸指出，中国股市现在其实分成了三个小市场，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其中主板蓝筹其实估值并不高，包括中铁、中车在内的大型企业整体PE只有12倍左右，不算贵；中小企业板PE已经达到30倍至40倍；创业板去年年底PE大约70倍，现在降下来依然有50倍至60倍。

“因此，从个人投资角度，我会投资主板蓝筹股。从分红角度看，这些蓝筹股都达到了5%-6%，是很不错的回报。创业板要小心，中间肯定有很好的公司，但大多数公司十年后在哪里很难说。”张懿宸说。

改革待进

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表示，在宏观政策层面，已有的供给侧改革是三点：减税、私有化、监管放松。在微观层面，供给侧改革是让企业家判断生产什么能增加供给。时文朝称，宏观层面能做尽量做，微观有效供给是提供环境保障的。

针对供给侧改革，鲁比尼认为有三至四个关键措施可以做。一是去产能，除了广为人知的一些过剩产能行业，即使是汽车行业，中国也有超过100个汽车制造商，而美国只有3个。中国现在情况就像美国一个世纪前的情况一样，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必须发生。

中国在关闭工厂和国企的过程中，企业、产业、工人会逐步转向新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他认为，中期来看，失业问题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即使失业率到5%的水平，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行业，而非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国仍然能保证社会稳定。

鲁比尼认为，问题可能在于政治上较为困难的短期内过渡性失业，就像朱镕基时代的一样。解决方案是，更为合理的财政政策，这也是第二个措施。直到目前，中国应对增速放缓的刺激都是通过信贷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这将带来坏账、不良资产等问题。

中国当前需要的财政政策是建立更好的社保体系，如更完善的医保，包括跨城市的转移支付机制等。这是结构性的财税改革。

第三个措施是，需要让一些金融机构和借款者破产，从而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当前的信贷分配更多是政治驱动，国企受补贴，私营企业被牺牲，但具有更大创新活力的恰恰是私营、中小企业。第四个措施是户籍改革。

不过，鲁比尼指出，由于中国仍然有保持 7%或6.5%增速的“军令状”，这意味着中国只能比理想的改革情况做得慢。“把可乐罐往前踢，而不是把必要的改革往前提，最终会带来更多债务、更多不良资产、更大的金融问题，最终会让经济放缓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