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孩童被抢、被拐的消息频频在网络社交圈出现。公安部一位知情官员表示，这些信息“大多是谣言”，但家长仍需加强防范；公安部门打拐的应急机制、责任机制则不分平时和年关，照常运行。

北京某小区的业主妈妈们有一个微信群，崔女士身在其中。她表示，近期常常有拐卖孩子的消息在群里传播，“但辟谣的消息也往往最早发在这个群里”。例如，网友传出的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田森超市里抢孩子事件，几天后就被辟谣为假消息。

还有一则网上流传消息则称，有孩子被拐走后遭到释放或解救，但肾却被割掉了一个。对此，一位被拐儿童家长、家在江西上饶的杜先生说道，他和其他家长在几年来的寻儿经历中接触了无数案例，“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但谣言密度的上扬，也和真实案件的确在年关前发生有关。

2016年1月3日下午，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5岁女孩吴怡然在村头玩耍时，被两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抢走。1月4日晚，安徽太和警方悬赏10万元追凶，消息在网上被广泛转发。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该案于1月5日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安全解救出被抢女童。

“随手公益”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表示，每年这个时候拐人案件都增加了，“人口流动比较多，孩子放假回家了，丢失的可能性变大”。杜先生则表示，过年前，好多犯罪分子手头紧、没钱过年，就会铤而走险。“大多都是初犯，不是惯犯”，“小年轻、临时起意的多”。

拐孩事件究竟有多少？

目前，被拐卖和失踪儿童的确切数量，官方尚无公开数据。网上流传最广的数据，则来自中国广播网在2013年6月2日发出的一则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按照不同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能找回的只占约0.1%。

对此，杜先生表示，这20万失踪孩子中，有一部分是自己走失，约一半以上是被拐被抢。

但这一数据，又被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辟谣：“这些数字纯属谣传。目前儿童失踪被拐基本都发微博，会有网友立刻转发给我，看看我的微博，发案很少。”但权威的统计数据，公安部门仍未披露。

于建嵘则表示，在“寻子之家”的微博上，平均一年有两三千人发布消息，被拐或丢失的孩子主要在5至8岁。但在家长中“也有不会发微博的”。

被拐孩子为何难“回家”

拐孩抢孩消息的泛滥，也体现了中国家长们强烈的不安全感。毕竟察诸往例，孩子一旦被拐，极少有孩子能回到父母身边。

中国最大的民间寻子网站“宝贝回家”成立于2007年，截至发稿，网站上还有父母寻子信息约2.4万条、孩子寻找父母信息约1.8万条。但在9年时间里，通过该网找到亲人的案例只有1350件。

于建嵘同样表示，“寻子之家”的微博开通4年来，“成功找回的才六七个”。

“2011年3月6日，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事发5年后，杜先生仍能清晰地记得7岁儿子被拐的那天。而他最后见到儿子，是“晚上7点20分”。那一天特别冷，在内蒙古包头市的郊区，“三四十号人找了一个通宵，也没找到孩子”。

杜先生表示，拐卖儿童的案件“侦破率非常低”，因为不像其他刑事案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等人曾撰文表示，国内外的打拐实践经验证明，拐卖儿童案发后的几个小时，是救寻儿童的黄金时间；一旦错过，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儿童被拐率将激增。

近日被顺利解救的“安徽吴怡然案”即为例证，案发两天便成功告破。“这是几年里最成功的一次解救行为。”杜先生说道，“但是动用了多少资源！耗费的警力、国家资源很庞大”。

陈士渠的微博中显示，面对该案，“公安部李伟副部长批示要求尽快破案，抓紧解救被拐儿童”，他自己则以公安部打拐办主任的身分“赴一线指挥案件侦办工作“。

在他的微博中，如此叙述该案的破获过程：“安徽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李建中亲自率员赶赴太和县指挥案件侦办工作。安徽、河北、河南公安厅各派出一名刑侦总队领导随我转战千里，开展追捕、解救行动。邯郸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艾文庆指挥相关警种配合行动。”“经安徽、河北、河南警方昼夜奋战，密切协作，千里奔袭，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但更多的案件，却没有那么幸运。根据李春雷等人在《我国被拐卖儿童救助保护现状及完善对策研究》一文中，对133个案例作出的分析研判显示，儿童失踪案件短则需要等待6小时、长则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立案。对此，李春雷建议，公安机关必须继续加强立案，真正落实公安部提出的“公安机关接到儿童失踪报警必须第一时间立为刑事案件”的要求。

李春雷认为，要这么做，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不同警种间的配合以发挥警种合力。同时，还可考虑在全国公安系统内，普遍建立专门的打拐机构。除此之外，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建立专门的打拐系统并做好与公安打拐机构的衔接，大力吸引民间力量介入，充分发挥打拐的综治合力，提高被拐儿童第一时间的解救几率。

城乡结合部是拐孩高发地

杜先生结合多年观察表示，在城市中心，父母亲的防范意识高，罪犯不容易下手；在校门口伺机作案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数量不多；而农村是熟人社会，能把孩子抱出村子的可能性很低。在各地拐卖事件中，孩子被拐发生最多的地带是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上述公安部知情官员表示，总的来讲，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是拐卖犯罪下手的高风险对象；在城市中心发生拐孩子事件的也有，只是比例较低。

杜先生解释，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多、三教九流多。这些地方居住的多为打工人员子弟，父母常忙于生计、没时间好好照顾孩子，“孩子处于半放养状态，很容易脱离父母视线，被罪犯钻空子”，杜先生说。

据“宝贝回家”统计，从2007年至2013年5月，该网站从全国收到的寻子登记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

近半被解救儿童难以认亲

李春雷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发现，团伙作案的案例高达70个。在团伙作案中，一般是由接近幼童源的“上家”找到中间介绍人，再通过介绍人联系好“下家”─即准备收取婴儿的夫妇，各种身份的犯罪分子则在不同阶段收费牟利。 李春雷认为，当前的拐卖孩童行为，已经从传统的“单兵作战”，发展为上下线和中间人彼此勾兑、媒合的一条龙团伙组织行为，形成了较成熟的利益链和操作模式。

此外，由于近亲甚至亲生父母受利益驱动出卖儿童的行为颇为高发、在133起案例中占到近半数，再加上DNA数据库建设落后、比对困难，和大量犯罪人拒绝交待情况、只称自己是“捡童卖出、不知其家人”等因素，导致被拐孩童被解救后，仍有大量孩子“有亲难认”。被解救的儿童中，常有将近一半仍无法被亲生父母领回。

根据李春雷等人的研究，被拐儿童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地域特色明显，一般是由云南、山西、四川和河南等中西部省份拐出，再输往沿海的福建山区、两广地区或山东沿海等地，而河南则是拐入和拐出情况都高发的“双料”大省。

李春雷等人还发现，为了在儿童记忆尚未明晰、反抗乏力时下手，被拐卖儿童已呈低龄化趋势，被拐对象基本都在6岁以下，又以男童居多。买拐人主要是以收养为主。但在14到18岁左右，则出现了部分拐卖女童从事卖淫等色情服务的案例。

救拐主要靠公安 社会组织渐发力

在被拐卖儿童的解救行动中，公安仍是主要力量。在李春雷等人分析的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公安机关一家采取专项行动或者结合群众举报对被拐儿童实施救助，其比例居97.78%。只有极少数被拐儿童，是由政府的其他行政机关、社区工作者或志愿者发现而解救，或由犯罪人主动交出。

近年来，公安部联合全国多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多次开展了针对拐卖儿童发动打击专项行动。杜先生说，总的来说，公安这几年的打拐力度比以前高了很多，但在基层的公安局，具有打拐专业知识的人并不多。

社会力量是一定的辅助力量。杜先生和一些同样遭遇孩子被拐的家长们也主动参与打拐行动。他们的行动大多都是先通过好心人提供线索，他们则会去具体地点踩点、掌握线索后，向公安报警。“有时候蹲点十天半月、半年都有”，杜先生说。

但杜先生表示，成功率较高的解救行动，还是通过网络比对——即家长和孩子同时在网上寻找对方，并由公益组织牵线搭桥。他举例称，2014年年底，一名程姓女孩就是在百度上搜索自己原来的名字，才发现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网上发布了寻亲消息，这才给自己的亲生父母打了电话。这一天，距离这名父亲寻女，已经过了整整九年。

近年来，社会公益力量也开始逐步介入解救、保护被拐儿童的行动当中。如“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就是由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办，这是一个关爱儿童的各界爱心人士自愿参加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此外，影响力较大的民间行为，还有于建嵘等人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

李春雷在论文中表示，总体上，整个社会范围对寻亲打拐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近年来，公安部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中，也开始特别强调动员社会力量“打拐”，并明确提到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 “寻子网站”以及被拐卖儿童家长、亲属交流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共同做好打拐工作。

全国各地的寻子家长们，也常常在一起抱团取暖，互相交流经验、分享信息。如杜先生所在的一个家属群里，就有三四百名家长。

杜先生说，他自己现在几乎是“专职”在帮大家“打拐”了。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这也成为他精神上的慰借——“只要能挺下来的家长都走上了公益路，很少有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的”。

“5年了，你还会继续寻找孩子吗？”
面对记者的问题，杜先生说，

“对。血浓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