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6日，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 NPC）发布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旨在为中国科研转型把脉，“中国科研正如其经济一样，都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

这是国际出版商在中国推出的第一份该类报告。2015年，NPC对1700多名中国一线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这些人都曾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此外，白皮书撰写者还深度访谈了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的32个样本。这些科研人员中，近半是海归，因此对于东西方科研体制有对照性了解。

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在科研领域也成为多个“第二”：2014年研发投入约1.33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2014年SCI论文数量达到24.5万篇，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是全球第二大贡献国。

此外，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不发表，即灭亡”这句流传已久的口头禅，表现了科研者们急于发表论文的心态。但数量巨大，质量却不高。白皮书称，如果用代表学术影响力的“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来衡量，中国的许多学科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中国缺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

白皮书从多方面指出了中国科研现状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基础研究、青年科学家钱少

基础研究经费不足。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研发统计数据库（2015年），基础研究经费仅占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

青年科学家所获资助少。虽然政府已有资助年轻科研人员的专项基金，如“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组部的“千人计划”也设有“青年千人”项目。但白皮书调研发现，年轻科研人员最容易申请到的项目基金规模通常在20万—80万元人民币，为期3至4年。

“对于最有创新性和生产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来说，这种资助规模可能不足以维持实验室运转。”白皮书称，科研人员通常在30至40岁时最具创造性和生产力，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科研基金，对于创新至关重要。

一位来自北京的PI（项目负责人）说：“基金委的‘面上项目’是四年80万，单靠一个项目不够支撑我的实验室。所以我必须花时间去申请其它资助。最好就是，如果能有比如一次性给五年，能有300万元左右，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申请其它项目，可以专注于做研究了，但是这种项目太少了。”

此外，财务审计流程繁琐让受访者们啧有烦言。五分之二的PI反映，他们20%的工作时间要花在与申请资金相关的活动上。

2015年，基金委发布新办法，包括取消劳务费上线，调整预算灵活性等。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普遍对基金委相对直接简单的项目评估机制表示满意。但是一些重大项目还是要求多轮评估和严格的财务审计。

“不难理解重大项目因为金额巨大，为了防范资金滥用和处置不当，需要更为严格的审计方式，但是过于繁复冗长的流程会让科研人员感到沮丧。 ”白皮书称。

导师太忙 年轻人缺乏指导

科研指导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大组指导模式，即一名资深PI带一个大课题组，类似学徒制，流行于德国、日本，其层级化的结构让年轻科研人员的自主性受限。另一种是盛行于美国的独立PI指导模式，其更能激励创新，但提供给年轻科研人员的直接指导、交流机会少。

中国正经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但这意味着年轻PI需要自谋职业规划，接受调研的PI中有四分之三认为开始独立研究后，没有获得足够指导。白皮书发现，这一问题在中国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中更普遍。

原因之一是导师们繁重的行政任务。与指导年轻人相比，递交项目申请、评估重大项目、完成行政工作享有更高优先级。

那么科研人员急需哪些指导？

首先是写论文的培训，英文写作是大障碍。其次还有如何撰写资金申请书，管理团队技巧等。

论文写作的培训，虽然语言很重要，但根源还在于逻辑训练。一位来自南京的青年PI说：“大学里的论文写作课程，我感觉没有起到效果，基本上还只是关注语言问题，并没有解决逻辑结构问题。”

博士后、技术员没编制，钱少

白皮书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生，却缺乏博士后；西方国家博士后过剩，许多恰恰来自中国。

这种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源于陈旧过时的“编制”。学位、发表论文数量、获取资金量等指标通常无法反映技术人员的绩效，而且科研机构在分配编制时，会优先考虑研究员和教授，所以这会诱惑一些有能力的博士生去从事教职，而非做博士后或技术人员。

一位来自西安的PI说，“技术员其实通常只需要硕士就够了， 但学校都要求必须有博士学位才能拿到编制，而这就将一些本来够格的硕士研究生排除在外。但博士生往往都更倾向于做讲师或是研究员，而不愿意做技术员……技术员在体系里不受重视。这是一个难题。”

除了没编制，工资也少，所以一些研究生、博士后和合同制技术员会到企业找工作，以获得更高工资，这在北京、上海等生活成本高的大城市尤为普遍。

问卷调查中，一个问题是“您获得博士后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排在前两位的答案分别是：大部分优秀人才到国外了（52%），缺乏雇用专项经费（33%）。而谈及获得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困难，排在前两位的答案分别是编制限制（48%）和缺乏雇用专项经费（37%）。

过于重视第一作者

中国参与跨国科研合作越来越多，在接受调研的PI中，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国际合作可以提高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论文作者署名或许是科研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科研合作中尤为棘手。”白皮书称，“因为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想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得到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的认可。”

白皮书认为，问题根源在于评估机制太简单，一味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并完全将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缺乏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分配机制。

“这一问题在国际合作中没有那么突出，因为国外研究人员没有那么强调第一作者，而通常会遵循关于作者署名的专业原则。这种做法在中国还不普及，署名权的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受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学术不端祸起评估系统与教育

白皮书评论道：“科研不端行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当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成为全球新闻头条的时候，中国科学界整体声誉受损的程度要比其他国家发生类似事情时更严重。这显然不公平，但也说明中国更需要解决科研不端的问题。”

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中，五分之二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严重程度与国外相当，五分之二认为中国更严重。但有91% 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

白皮书认为，主要是因为评估系统简单地将经济利益、职业前途与量化指标挂钩，比如医生需要发表文章才能晋升职称，“而中国临床医生的工作量可能会多到让西方医生都惊讶的程度，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研究。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科研人员走捷径，引发各种学术不端行为。 ”

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年PI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缺乏相关教育。很多时候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科研道德规范的，是违规的……比如说，我实验室有个学生，他投稿了一篇文章，然后把相同的图表又用到另外一篇文章里。他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是版权，培养这方面的意识和概念。”

应鼓励分享基础数据

白皮书建议，中国应考虑采取措施鼓励“开放科学”，该运动意在鼓励科研人员通过各种形式，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实现自由共享。

但新趋势是进一步鼓励分享作为学术著作基础的数据。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机构规定，科研人员要将其资助的科研项目中获取的所有数据开放共享。

“中国科研人员对开放共享数据这一全球趋势的热情不高，甚至是不太知晓。多数人认为在对自己利益有限甚至毫无利益的情况下分享数据，不仅耗费很多精力，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潜在风险。”白皮书称，“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同行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数据发表论文，还可能会发表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却不注明数据的来源。还有些人担心这会招致他人质疑自己基于数据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

一位来自北京的PI就顾虑称：“要把所有数据放到公开平台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整理那些数据。而且说不定公开后可能会有人来问问题，就牵扯到更多精力去解释。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硬性要求的话我不太愿意这么做。”

中国科学家遭受国际不公正对待

一些受调研的PI认为，在接受国际期刊同行评审时，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对待，那些编辑和审稿人对中国组着更加苛刻。

这并非中国科学家单方面的“受迫害心理”。白皮书称：“一些期刊，包括《自然》子刊在内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论文遭遇了更高的拒稿率，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所做的一项有关同行评议的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难度更大，因为来自中国的论文更有可能在送审之前就被拒稿，也更有可能得到审稿人的负面评论。”

白皮书建议，应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审稿人的数量，目前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相比，中国审稿人还是太少了。“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外的期刊通常很难征集到中国科研人员担任审稿人，因为这些刊物对潜在人选的专业领域不熟悉。”

如何让这些国外期刊找到合适的中国审稿人？白皮书认为，要提高可见度，比如建立易于访问的英文网页，以及在中国推广“开放研究者和贡献者识别码”（ORCID），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难以读出并记住中国人的名字。

公众传播中的信任危机

科协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只有6.2%的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公众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几乎所有接受调研者都同意向公众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但只有约一半者在过去3年实际参与过科学传播活动。

白皮书认为，阻碍科学家参与传播的主要原因是时间和信任。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谦虚，很多人担心在媒体出镜会招致同行非议，认为自己爱出风头。

也有人不信任媒体。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PI为此担忧，“我见过或听说过的中国科学传播类媒体的记者都是文科出身，也就是他们从高中后就没受过什么数理化教育了……科研是复杂的，牵涉到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和假设。你在报导中忽略某一方面的信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意思完全变了。”

白皮书建议，资助机构和科研院所应该培育一种环境，让科研人员和社会各界密切联系，“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精细的科研评估机制，而不单纯只看发表的论文 （如前面所建议的），还要对优秀的科学传播活动，或者与产业界合作而产生直接社会影响的活动予以奖励。”

另外可以建立专业的科学传播中心，用来培养专业的科技记者和科学传播人员。

“科学界之外的商业传播渠道也需要改善。中国现有的科学类电视节目质量较低，一些大众科学网站往往覆盖面有限，影响力不足。如果有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那样成功的商业化平台，就可以吸引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投资，用于制作高质量、专业化的内容，并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在中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畅谈自己的研究。”白皮书称。

《自然》创刊于1869年，专注于满足科学家的需求，是一本业界领先的国际科学周刊。此外，自然出版集团还出版一系列《自然》子刊、《自然综述》期刊，并与全球学术团体等机构合作出版多种知名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