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普遍面临老龄化问题，正对各国增长和公共财政带来巨大风险， 大多数国家必须马上开始与人口老化相关的改革，才可能在采取渐进做法的同时保持可持续性，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应对效果最为显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发布的 《人口减少的财政影响》工作报告中表达了上述观点。

全球趋势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加斯帕尔（Vítor Gaspar）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表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下降对于各国经济增长将带来很大影响，并会通过医疗和养老支出，带来很大的公共财政风险。大多数国家必须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改革需要马上开始，才可能是渐进且可持续的。

该报告使用联合国2015年7月最新版本的人口预测数据，来测算100多个国家的医疗和养老相关支出对财政、增长的影响。测算至2100年，是目前第一个计算如此长周期的研究。加斯帕尔（Vítor Gaspar）解释称，与老龄化相关的财政措施的效果只有在长期才能显现出来。

该报告显示，允许移民、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大龄劳动者劳动参与率等措施，对于各国老龄化对增长的负面作用能抵消的程度有限，后两者对于中国增长的影响至2100年仅相当GDP的1%上下。

延迟退休年龄则有“出乎意料得大”的影响，加斯帕尔说。假设退休年龄在2015-2100间延迟5年，相当于每10年延迟7个月，对于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速的影响，至2100会接近GDP的2%。

此外，削减浪费性的养老、医疗开支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对于中国来说，至2100会高于GDP的3%。

中国国情

放开全面二孩成为10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焦点。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在评论该报告时表示，中国的趋势与报告提出的趋势是较为一致的。中国刚做了生育政策调整，但是对于人口政策的紧迫性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的计量测算显示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生育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生育政策的影响已经不是很显著，生育率的继续下降更多是来自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抑制生育的效果。

“改变人口结构往往很困难”，他说，2013年放开“单独”后，只有约4%符合条件家庭生了第二胎。政策允许的生育数量与实际生育率，往往有很大距离。

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4，甚至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对于IMF报告提出的几个政策选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主任赵福昌表示，还要看到中国情况的一些特殊性。移民对中国劳动力人数的贡献有多大还很难说。鼓励提高妇女或大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在一些国家可以，但是在中国，政策上并没有不鼓励这样的实践，中国在过去10多年中，在扩大就业覆盖面方面已经做了很多。

延长工作年限，目前在中国社会面临的阻力很大，他说，不过IMF报告清晰地把问题和前景展示了出来，帮助决策层和民众意识到延迟退休年龄不得不做。

在控制、节约养老、医疗等开支方面，他认为，中国需要加强管理，包括决策管理和运行管理。在中国，财政部门更多是负责资金问题，养老的一些实际操作则主要是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不同部门管理整个过程，会产生博弈、内耗。靠部门间沟通协调，效果往往不好，很多时候形成妥协，需要有一个高层的决策委员会，来统筹怎么发展。

都阳认为，中国需要更好使用现有的养老资源，目前的养老账户统筹层次很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目标就是提高统筹层次。

加斯帕尔表示，中国的增长前景和财政状况对于生育率变化的敏感度比很多其他国家都高，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负担虽然绝对水平还不算高，但是中国所显现的趋势已经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