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广州,从2014年6月开始,广州申请“单独二孩”人数呈下降趋势。不独广州,北京从去年8月到12月,申请人数亦曾连续4个月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从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且不说实际生育量只会更少而不会更多,申请数据本身就不及每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期。这其中,河北、辽宁、浙江、山东、湖北、重庆、四川等七省市的申请量就占据全国申请总量的55.2%,其他地区状况可想而知。

“单独二孩”申请量为何不及预期,且在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舆论已有多番探讨,总结起来可归为以下两点。其一,生育权利不等于生育意愿,生育意愿同样不等于生育现实。放开“单独二孩”只是取消部分人口生育权利限制,至于生不生、何时生则受诸多因素限制,广东省12.93万对夫妇获批实际生育量仅有4万人就是例证。其二,从世界趋势看,生育率下降已然成为趋势。这背后不仅是因为社会发展观念变更、妇女权利意识觉醒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同样还有生育负担过重带来的理性选择。在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都犹如大山压背,遑论两个?

面对这种现实,多地已开始有所反思。在今年广东省“两会”上,省政协特聘委员、佛山市顺德区政协副主席江佐中建议广东尽快向中央争取政策先行先试,全面放开生育两孩,为全国提供经验。上海市卫计委有关人士则在今年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咨询现场承认,上海市民生育二孩的意愿确实比较低,并在现场呼吁更多符合两孩政策的上海家庭提出生育申请。最近的消息是,就在上月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何时全面放开二孩的提问,国家卫计委有关发言人表示,将会权衡利弊审慎决策。

生育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审慎决策无疑是稳妥之举。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或许都有其合理性,但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观念革新了,原来的政策未必还能适应现实的发展,这时候作出审慎调整无疑就是必须。从生育政策来看,从严格的管制政策到开放“单独二孩”,正是基于社会发展、生育规律和人口变化现实的审慎选择;如今“单独二孩”实施一年有余,面对多地出现的申请量不及预期、申请量逐渐减少的现实,政策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进一步就现实展开调整,至少应该纳入决策考量。

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怎样的人口格局?在人口老龄化、生育意愿降低的现实下,人口政策该怎样进行调整?紧接着的更为细致的问题是,该如何评价目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概而言之,是否符合预期,是否带来生育潮,是否产生明显而严重的社会负担?如果不是,该如何调整?是否应该引入社会大讨论,集思广益,以求客观而全面的“权衡利弊”,为“审慎决策”提供全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