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在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举行的银行业系列会议中国专场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SFI) 副院长, 浙商银行前行长刘晓春针对“经济增长放缓之下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出相关见解和思考。

刘晓春认为，对银行来说，数字化转型主要是指银行应用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主要包括：银行的内部管理，怎么能够更好的发掘银行所具有的庞大的数据量，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能力；业务流程，银行之所以要数字化转型，是为了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产品的触达客户，在为客户服务当中，有没有让客户体验得更好，银行办事的效率更高。

当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经济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调整，息差收窄等多重挑战。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银行去应对这些挑战？

对此，刘晓春表示，数字技术、金融科技，对银行来说是辅助性工具。而在上述所提到的环境下，银行首先要增长的是自身的金融能力——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等。技术只能帮忙分析信息，以便于选择更好的金融策略。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大型银行和区域性银行数字化战略有什么明显差异？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对数字化转型投入是不是较难产生规模效应？

刘晓春指出，数字化技术和传统网点区别在于，数字化技术是总行的投入，各个网点都可以使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集中式的投入，对规模效应的要求就更多。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快，意味着一项技术也许刚刚应用还没有产生效应，就有更新的技术出现，新技术迭代的成本就更高。大行更多的是会自主的进行数字化转型，小银行更可能是外包和第三方技术公司进行合作，小银行的侧重点在于怎么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进行数字化转型。

目前，为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公司主要有三个类型：传统的IT企业、大中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和新兴的科技公司。这些科技公司如何更好地为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服务？

在刘晓春看来，传统的IT企业，非常了解银行业务和银行需求，也能够很好的理解监管想法。在银行对于技术应用上，能够很快响应银行的需求，包括监管的要求变化。局限在于，国内大多数为银行服务的IT企业，规模比较小，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如科技大厂，对新技术的追随要慢一点。

大中型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对银行业务和监管都是了解的，但因为是从银行部门分离出来的，市场化意识不如传统IT企业。这些金融科技子公司原来是属于银行的，面对的是母行需求。同时，这些金融科技公司希望不仅能为母行服务，也能为一些小银行服务，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当母行和小银行在业务上有竞争，怎么做一些切割让小银行放心可能是要思考的。

新兴的科技公司规模大，追踪较为前沿的先进技术，也有欲望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和服务。这些新兴的科技公司也曾经做过金融业务，包括个人贷款，支付业务，代理买卖理财产品等，但这些业务放到银行内部来说，是非常表面的业务，怎么实质性的理解和了解银行的业务和管理，是这类公司的努力方向。此外，这类科技公司在对合规、监管的理解上是有所偏差的。

“现在一些大的金融科技公司还在整顿之中，整顿过程就是理解监管要求的过程。”刘晓春说。

近年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监管金融科技，如《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这些政策对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晓春表示，政策的出台非常及时，这些政策的出台能让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更加清晰。前两年，不少中小银行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把数字化转型理解为更多的贷款，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带来流量等。实际上，在和平台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客户、贷款的决定、风险的评估都是平台公司决定的，这已经偏离自身作为一个经营主体的基本。因为没有评估风险，所以也隐含了巨大的风险。数字化转型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仅仅为所谓数字化而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必须自主获客，自主风控，自主决定贷款合同等。